近年制造業在國家競爭力中的地位凸顯,中國制造某種程度上成為眾矢之的
美國拜登政府上臺之后,中國制造業貿易風險并未減弱,反而更加嚴峻。
國際貿易的規則體系正在重塑,區域和雙邊貿易協定大量涌現。美日歐迄今已召開七次貿易部長會議,核心議題均與制造業相關;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統計,截至今年1月31日,全球已生效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共計357個。
氣候變化正在被寫入國際貿易規則,比如碳關稅將不僅對全球貿易、也將對各國產業結構產生深遠影響。美國議會提案41件,總統行政令4項;歐盟推出碳邊境調節機制;日本通過2050年碳中和法案。
第二是近年制造業在國家競爭力中的地位凸顯,中國制造某種程度上成為眾矢之的。制造業競爭可以總結為三個方面:戰略競爭、科技競爭、供應鏈競爭。
戰略競爭方面,美國發布《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》,重振美國制造業基礎;歐盟更新《歐盟工業戰略》,引領歐洲產業向綠色和數字化過渡;日本發布《日本制造業白皮書》,要求日本制造業強化供應鏈。
科技競爭方面,美國要促進和保護美國在能源、半導體、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等領域的競爭優勢;歐盟發布《人工智能白皮書》,同時發布監管法律框架,遏制其他國家在該領域的發展;日本投入數億美元,將5G網絡視為經濟增長支柱之一;英國發布《2020年科技戰略》,為下一代科學技術奠定基礎;韓國發布人工智能新政,計劃投資76萬億韓元。
供應鏈競爭方面,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3份有關供應鏈的行政令;歐盟要減少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,掌握“戰略自主權”;日本要求國內制造業將強化供應鏈放在首位;英國通過《通訊安全法案》,要減少高風險供應商的潛在威脅;德國近期通過了《供應鏈法》。
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新老規則交叉的混沌期,以上的一切變局都源于產業技術變革。數字技術主導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正推動社會產業體系的深刻變革,給全球創新、產業分工、價值鏈、貿易、投資等帶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。
特別要指出的是,美國拜登政府上臺之后,對中國制造業的限制更加精準,并聯合盟友一同采取措施。中國制造業要做好長期應對的準備,并且要特別關注出口管制和經濟制裁方面的問題。
中國制造業面臨的新風險主要包括:出口與管制風險、金融制裁風險、投資風險、貿易風險。
簡單來說,出口管制影響供應鏈安全,金融制裁影響資金鏈安全。管制和制裁,都是半政治化的政策工具。
出口管制是管貿易的,就是被列入美國實體經濟清單實體無法再進口美國的貨物、使用美國的相關技術,甚至會阻斷基礎研究領域的學術交流通道。
出口管制涉及物項清單和最終用戶/最終用途兩部分,美國商務部實體名單對制造業供應鏈的影響最大,可能引發“斷貨”風險。除商務部實體名單外,還有被拒絕人名單、未核實名單,軍事最終用戶名單等,另外美國國務院還有防擴散制裁名單和國防貿易禁止名單等。
根據我們統計,截至6月28日,美國實體名單中涉及中國大陸的有338家,占全球總數的21.1%,其中企業有209家。軍事最終用戶名單中有58家是中國大陸實體,占比54.7%,其中企業有51家。未核實名單有26家中國大陸實體,其中企業19家。
值得注意的是,2018年之前,中國大陸實體被納入美國實體名單的數量總體比較平穩,2018年之后數量猛增,其中涉及電子、電信、AI領域的企業最多。
美國還通過國際組織聯動來形成技術管制。國際四大出口管制多邊機制包括瓦森納協定、核供應國集團、澳大利亞集團以及導彈技術控制機制,都是以清單來實施技術管制,美國極力促成了前三個管制機制的成立,也是澳大利亞集團的主要成員國,主導了國際多邊管制機制的走向。
我們還要關注美國批準了什么,否決了什么,這樣就知道我們哪些產品對美國依賴比較大,哪些產業需要加強。
2015-2019年,在美國批準的對華出口許可中,涉及質譜儀最多,其次是電信技術,中國許可占全球的比例高達74.1%和82.5%?;瘜W制造設備、壓力傳感器、生物材料處理設備、電子元器件、光學設備對美國的需求也比較大。美國否決對華出口的物項涉及電子元器件、通用電子設備、光學設備,說明這類產業亟待加強。
金融制裁,是全面組織與美國相關的,包括與美國人交易,用美元貿易和投資、涉及美資的經營活動等。
金融制裁的各類名單特別復雜。美國財政部的金融制裁名單目前有8份,其中最重要的是特別指定國民名單(SDN):禁止提供特定服務;禁止投資、支付和資本流動;禁止為名單中的實體集資;封鎖(凍結資產)實體的任何資金或其他資產;禁止美國人與其交易;禁止入境。截至6月底,全球9000多個SDN名單中,涉及206個中國實體。數量雖然不大,但近兩年增長特別快。
不僅如此,在非SDN名單中,中國也頗受限制。2020年11月,美國為中國單獨出臺中國軍事公司名單,特朗普簽署行政令,禁止美國投資31家中國軍事企業。2021年6月,拜登政府將其更名為中國涉軍企業名單,共有59家企業,禁止美國投資,其中30家來自2020年的中國軍事公司名單。
在如此復雜的經貿形勢和新的風險背景下,我們要有策略應對。
首先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。推進同貿易伙伴商簽更高標準的自貿協定,通過簽訂雙邊、達成小諸邊、參加小多邊的模式,力求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,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。與此同時,從全球范圍內“取勢”第三方國家(地區)的投資及貿易協議,透過第三方優化通路“借力打力”。構建雙向的自貿協定交流平臺,引導企業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。
第二,提高風險應對意識。國家提出雙循環,粗放式發展時代已經過去,在管控風險基礎上,要擴大開放、精準經營。企業在走出去的風險中,面臨的已不止是經濟或法律層面的博弈,還涉及文化、道德標準方面的博弈。需要扭轉美國等國家長期以來在國際平臺上特意對中國貼的“標簽”,如國有企業、非市場經濟等等。
第三,穩定我產業鏈供應鏈地位。全球產業鏈重構大趨勢已不可逆,我們應正視并抓住“窗口期”。一方面,發揮國內企業產業配套優勢,加快推進全球化戰略布局,通過海外投資設廠、尋找戰略合作伙伴等尋找全球價值鏈洼地,逐步構建自己在整個供應鏈中組織者和管理者的地位,將外遷企業整合進自主的產業價值鏈、供應鏈內,確保中國產業鏈的完整性。
另一方面,充分利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梯度差異,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稅收、融資、海關監管等政策支持,合理引導中低端制造業向中西部轉移,防止制造業集群式外遷而引發的“產業空心化”。
加快供應鏈安全評估。密切關注拜登政府聯合盟友的行動,加強供應鏈安全評估與外商投資安全審查。盡快開展中國高危行業及實體涉美管制物項的評估與應對。針對美國重點點名的行業、企業等進行研判,充分發揮相關主體的作用,采取企業或某一行業自評估與第三方評估相結合的方式,弄清美國出口管制和脫鉤政策對中國的具體影響,有的放矢地提出短期對策和長期應對措施,避免被動,同時對現有供應鏈安排進行梳理和相應籌劃,做好替代供應商的準備。
加強合規體系建設。進一步強化制裁與出口管制合規體系,更新公司合規計劃,為員工提供新的出口管制培訓,減輕美國政府采取進一步行動的風險。
免責聲明:本文轉自財經十一人,原作者魯欣。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,本公眾號轉載僅為分享、傳達不同觀點,如有任何異議,歡迎聯系我們!